对科学的态度是一种纯美的追求

　潘文石的名字，是随着人们对大熊猫日益关注而逐渐为人所知的。这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从1980年开始到卧龙、秦岭跟踪研究大熊猫，一去一来已是十八个春秋。在这十几年里，潘教授带着他的学生们每年要有七、八个月蹲在深山老林中，一点一滴地记录着揭示着这种号称“活化石”的国宝级保护动物的生存秘密。

在野外工作的空隙间，潘文石还写了一本书，名叫《漫长的路》，最近已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记载了他和他的学生们及外国同行们在这十几年中的种种经历：有所发现时的无限惊喜、同伴牺牲时的巨大悲痛、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深厚情谊……随着书中情节的推进，书中还描述了渐渐显露出的大熊猫社会生存繁衍的秘密。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潘文石与他的小组在大山中度过的那漫漫几千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

潘教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潘文石说：我的工作并不是要来写这本书。这并不是一本科学论文，而我现在却在日夜忙碌着赶写一本科学研究专著。但我为什么要答应出版社写这样一本讲故事的普及类书呢？我想，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从小走上这条路，投身于对自然的探索、冒险，这都与我从小读的书有关系。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杰克·伦敦写关于美国西部开发的《白牙》，我们也有给翻译成《雪虎》的，还有他写的《荒野的呼唤》，再一本是达尔文的《在贝格尔号上环球旅行记》，我读这样的书大概是在初中一年级，它们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喜欢这样一种冒险的生活，喜欢生活在一种真正的野生世界里。所以我想，我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初中学生，这个时候正是人的一生兴趣形成的时候，这个时候读的书，对一生都有帮助。

“这不是一本说教的书，而是一本谈我们自己的书，”潘教授说。“我想让读者们能通过这本书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和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同我的研究生们谈过，做我们今天的工作，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第二是对科学的态度；第三是对人生的态度。这是我的一贯态度：我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总要讲到：我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和做学问。因为我们今天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似乎与我们今天这个‘金钱社会’不太相符。”

“我不赞成这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自己做的论文只是为了换取在社会上的金钱和地位；而不去帮助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包括你做的任何研究，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人类未来的幸福。如果我们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就是失败的，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只有让后一代人，知道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为了全人类有更好的未来，我想这样才有希望。这就是贯穿在我这本书中的中心内容。”

“我们在海拔3000米的山上，而且是冬天，你想温度有多低，零下二十几度，不吃不喝不睡，一般要这样坚持两个昼夜，我的同学都出国，我却在过这种生活，我也会有波动的。后来我父亲鼓励我说，既然你从小就向往这种工作，你才会考生物系，念这些书，现在不是在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把你的生活与你的科学结合在一起吗？你完全没有必要动摇。在这里我并不是说留在国内就特别革命出国就是不好，不是这样，这是两回事。我是说一个人怎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打开《漫长的路》，觉得有些像纪实，也有些像小说，因为书中所有的人名都用了化名，虽然你一眼就猜得出，这几个人物都是生活中的谁。为什么要用虚构的名字？潘文石说为了减少麻烦。搞动物保护离不开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支持，万一书中什么情节引起什么人误会，以后工作就难办了。说实话，研究保护大熊猫，潘文石并不惧怕自然条件的恶劣，但人为的困难——还是越少越好。

虽然名字是虚构的，但内容却绝对真实。“我这本书中强调的就是真实，不要有‘跟风’，不要见风使舵。科学是真的，对科学的态度是一种纯美的追求。”潘文石在写这本书时，并没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构架，他是每天像记日记一样记下自己的生活和感想，想到哪写到哪。野外生活艰苦，他有时找不到纸，就写在香烟盒上、别人寄来的信纸上，在寒冷的工作站小屋里，他夜晚钻在睡袋里，一手握住蜡烛，一手握着笔写，写得困了头一歪，蜡油会流到身上，后来在他的衣服上睡袋上到处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蜡烛油。“但是我写得特别愉快，白天工作，晚上写到很晚。有时一夜都没睡，早上就对我的研究生们说，你们先上山吧，我太累了，先休息一下！”

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用意，我想，潘文石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他们。虽然在媒介上对他们的报道很多，但是潘文石觉得很少有报道得很准确的。“我们不是雷锋，不是为吃苦而活着的。我们只是选择了我们最想做的事。我们在野外不是在受苦受难，我们完全是一种爱好。在野外时，我们觉得环境特别纯洁，人与人之间特别愉快，对我来讲，这个时候杂事特别少，一心一意地做研究，像是一种度假。（不过，你要是身体不好，从事这种工作可就像是在劳改了！潘文石笑着加了一句）。而一回到城市，事情特别多，电话和来找的人也特别多，包括你们记者的采访（笑），白天有时什么事也做不了，我只好在这实验室里搭个小铺，晚上在这里写东西……十八年了，潘文石和他的学生们不知多少次地往返于城市与山野之间。每次回到城市，他说他感觉最不舒服的是总是有些人会很大惊小怪地问候说：“你们回来了！哎呀你们太辛苦了！听说你们那么长的时间在野外，你们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啊！”我觉得我们回来了这件事很普通，就是需要回来办些事，所以回来了。至于什么时候“有个头”，我就对他说，好像没有个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物种。而这不仅仅是为这个物种，它代表了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一种态度。人类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地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工作没有个尽头。到什么时候这个物种的保护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才能考虑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工作。所以，我是把这工作当做我一种人生目标的，而不是把一篇论文写完，把一本书写完，就不再管这件事了。

现年61岁的潘文石教授，已经将十八年的光阴用在了研究保护大熊猫的事业上。十八年的时光不算短，潘教授的学生从当年吕植一个人发展到今天七八个人，人们对于大熊猫的认识也深入得多了，而且国人从保护大熊猫开始逐步认识到保护环境的意义，潘文石再也不会孤军奋战了，但这条“漫长的路”却远远还没有走到尽头。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保护我们地球上千千万万的生命，这件事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起步。